近來，特別關注工廠招工難的問題。因為，招工難引發了工廠員工隊伍的不穩定，工廠員工的不穩定造成了企業管理的難度，直接導致了工廠產品質量的不穩定，產品質量的不穩定又誘發了運營成本的上升。甚至可以說，工廠招工難讓工廠的“工匠精神”成為了泡影。

為什么會招工難？老金的分析用了工廠管理中很常見一種工具：魚骨圖。魚骨圖，又名因果圖，是一種發現問題“根本原因”的分析方法，由日本管理大師石川馨先生所發明。在精益生產管理和六西格瑪管理中，魚骨圖分析的應用非常多。

分析之前，先講段經歷。

上世紀90年代，老金在杭州市區的一家工廠上班，當時的工人構成由三類人群組成，一種是正式工，一般是城市平民，一種是合同工，基本是附近四季青周邊的城郊農民，第三種是臨時工，大多為來自本省偏遠地區的農民，三類人群的數量差不多。城市平民和城郊農民這兩個群體的工人隊伍，相對最為穩定，因為他們的根就在當地，而異地農民們，則換了一茬又一茬。

2000年后就職于杭州郊區五常的一家企業，所有的工人都是合同工，工人的構成變成了兩類，城市平民不見了，只有城郊農民和外地農民。隨著時間的流逝，同事中，城郊農民也越來越少，外地農民的比例卻越來越高。有天和一位城郊農民同事聊天，侃起了工人中城郊農民為什么會越來越少的事。他笑一笑，說出了真相：“我們這里人，要么家里房子很多，靠房租生活，要么拆遷，賠到很多錢，做生意去了。過兩年我家拆遷，可能我也不來上班了。”

這是老金用MINTAB畫的魚骨圖。魚的頭部是現象-制造業工廠招工難，六根大骨是造成現象的六類因素，小骨反映了每類因素的事實。

可以很明顯的看出，政策導向、工廠變化、工人來源、工作性質、家庭引導和社會輿論六類因素中，共同的事實都與房子有關。

財政部數據顯示，2014年，地方一般公共財政收入7.59億元，而地方土地出讓權收入達到了3.63萬億元。就是說，地方賣地收入已經占到了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。地方對土地收入的渴求，是地方政府逐年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的最大動機，房地產價格的年年上漲、拆遷事業的蓬勃發展，皆出于此。

地價上漲，房價上漲，制造業工廠迫于成本壓力，從城區撤離搬到城郊，因為距離的和收入的原因，這一搬遷讓工廠失去了最穩定的員工來源-城市平民，一部分城郊農民變成了拆遷戶或者包租公，又讓工廠流失了一部分最穩定的員工；然后又是地價上漲，工廠再度搬遷到更遠的城郊，再度流失一部分城郊農民員工，隨著城市如同攤大餅似的呈同心圓狀往外發展，這個過程一再重復發生；等到超越工廠的成本極限時，工廠就會從城郊撤離搬到小鎮或者農村或者內地，最后從中國搬到東南亞、非洲。

中國制造業管理最優秀、利潤水平最高、員工收入平均水平最高的企業-華為，開始逐步撤離深圳（一部分已經搬到東莞松山湖），原因是無法承受深圳的高房價，中國房價之高可見一斑。華為的任正非先生表示，高土地價格，高房價，已經導致了生產要素成本急劇上升，必然導致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下降。

從人口結構上看，中國目前工作的適齡人口并沒有下降，但是為什么工廠招工越來越難？工廠中素質較高、穩定系數較高的兩類人群：城市平民和城郊農民，隨著城鎮化建設的進展，已經基本從工廠中絕跡了。工廠招工的對象僅剩下異地農民，而且是一類明知這個工作無法讓他們扎根當地的人群，招工能容易嗎？等到連異地農民都招不來的時候，就只能步臺灣的后塵，招越南、菲律賓的外勞了，實際上，廣西、云南等地，外勞已不是稀罕事了。有些工廠用機器人和自動化來應對招工危機，可是，操控、維護和維修這些設備的技師到哪去招呢？

工廠環境艱苦、勞動強度相對高、紀律性強，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問題。買不起房子，卻是讓工廠招不到工人的最大原因。

假如工人的收入足以讓他們過上有房有車有尊嚴的生活，社會輿論怎么會看不起工人？平民家庭怎么會逼著孩子一定要考大學？工匠精神怎么會變成一種可望不可求的情懷？

高房價讓企業的用地、用工成本都大幅增加，而且影響了年輕人對職業的選擇，透支了年輕人的消費能力，導致了市場內需的不足，大量企業出于盈利的目的將資產投入房地產中，嚴重影響了主業的發展。這一切，都是高房價帶來的惡果。

高房價，中國經濟的癌癥。